哈罗德·布鲁姆|论诗人们最后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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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se 译 2016-06-13本文是哈罗德·布鲁姆为他编选的《直到我停止歌唱:最后的诗选集》(Till I End My Song: A Gathering of Last Poems)写的序言。“直到我停止歌唱”是埃德蒙·斯宾塞的《迎婚曲》(Prothalamion)中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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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书房

这本选集中有三种类型的“最后的诗”。有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诗人最后的诗。另一些则意图去宣告终结,尽管诗人在这之后依旧活着并继续创作。第三种诗在我看来是对于一段诗歌生涯的想象性总结。不过我的审美标准是不变的,选集中每一首诗的入选都是因为它的艺术卓越性。

既然是最后的诗,所有活着的诗人都被我排除在本书之外。我如今七十九岁了,依旧为本书中的许多逝者们感到悲伤,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但是智识,而不是悲伤,是我编选本书的目的。面对终极,这本身就是一种认知。

该怎么选择最伟大的诗人莎士比亚最后的诗呢?《暴风雨》被证明并非莎士比亚最后的戏剧,但当他的朋友和演员同行们,在1623年,也就是他去世后的第七年,编选了首版对开本《莎士比亚剧作集》,《暴风雨》被放在了最后,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喜剧。纵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普通读者们在普洛斯彼罗对魔法的告别中听到了一种暗示,莎士比亚也将停止在舞台上继续创造现实的幻影。我同意他们的看法,我在普洛斯彼罗遵循音步的告别辞中听到了莎士比亚自愿的离去。

在壮丽上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弥尔顿没有最后的抒情诗或者明显的自我哀歌,但我倾向于否认某些学者缺乏想象力的推测,他们认为《力士参孙》是弥尔顿更早期的作品(1649-1653)。对我而言传统观念上的创作时间(1666-1670)符合这首黑暗的戏剧诗的精神和性情,诗歌的大部分在我读来都像是《失乐园》之后的创作。1659年3月,这位失明的诗人开始了躲藏以逃避保王党人的暴怒。10月弥尔顿被逮捕,12月中旬即被释放,但这段严酷的考验无疑是不能忽视的。

胜利和悲剧同时融入进了《力士参孙》。即使它的草稿创作从1647年就开始了,我们也可以假定在克伦威尔死后它被彻底的改写,此时克伦威尔的诗人弥尔顿遭遇了不幸的时日,陷入了复仇心切的敌人的重重围困。实际上,《力士参孙》就是弥尔顿最后的诗,玛挪亚拒绝哀悼他儿子的英勇在本书中找到了合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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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士参孙

最后的诗决不该被等同于死亡之诗,虽然这两种类型有所重叠。强大的诗歌反抗死亡,但不是反抗经历死亡。这种区分源于哲人伊壁鸠鲁和他的诗学追随者卢克莱修对我的影响。在英语诗歌中有一种卢克莱修的传统,从德莱顿开始到雪莱和拜伦,之后在丁尼生的戏剧独白《卢克莱修》的压抑中又显现出来,接着又传递到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最后在美国人惠特曼和华莱士·史蒂文斯笔下达到顶峰。伊壁鸠鲁式的批评家沃尔特·佩特,虽然不容于T·S·艾略特,却成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隐秘来源,他的影响遍及乔伊斯、庞德、伍尔夫和艾略特本人,在叶芝和哈特·克莱恩身上更是压倒性的。

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有许多的雄心,不过最大的一个是解除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死亡在他们看来本质上什么都不是。他们驱除了被基督教徒和异教徒夸大的死亡神话,把我们从天堂、炼狱、地狱和地狱边境中解放出来。经历死亡最终将降临我们每个人,但“死亡”与我们毫无关系。史蒂文斯所谓的“现代死亡的神话”似乎在21世纪失落了力量,21世纪追随了过去那个属于集中营和其他不可原谅的暴行的世纪。在这个糟糕的时代,当国家和宗教都陷入了组织混乱,卢克莱修传统下的诗歌以它们对两种死亡观的区分使我们重新振作。

卢克莱修对于自由的核心意象是克里纳门(clinamen)或者说突然的“转向”。当宇宙中的原子向下和向外降落时,它们任性地转向,这种在方向上的变化给予了我们意志的自由。在我读来,最后的诗为诗人之前的诗歌生涯提供了克里纳门。它们保证了想象的终极自由,即使它们是死亡之诗。作为一个定义,“死亡之诗”是充满矛盾的。就像叶芝说的,永远都会有一种变幻的可能,不管它多么绝望和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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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

我转向叶芝,以便帮助我们看清最后的诗这永恒的悖论。在通常被当做叶芝死亡之诗的一组诗中,《得到安慰的库胡林》(我把它选进了这本书)和《人与回声》似乎都是他最好的作品。同样充满力量的是非常晚期的《驯兽的逃逸》,不过这不是一首死亡之诗。《布尔本山下》和《黑塔》这两首“正式”的自我墓志铭相对要弱很多。叶芝诗集中最后的诗《政治》带着轻微的夸张,一个女孩的出现使诗人无视迫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哦,但愿我能再度年轻,

把她搂进我的怀抱。

这种情感是普遍和值得仰慕的,但它不需要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欧洲诗人来表达。因为我在叶芝的前言里(译者注:布鲁姆在本书中为每一位入选的诗人都写了一篇简要的介绍)已经对《得到安慰的库胡林》进行了详细的评点,我将在另外的地方寻找他传达终极性的伟大。从1938年到1939年的所有诗歌中,他把对社会的激烈评论与自己一生对缪斯的至高服役这一有力的幻景相结合。出身高贵、蔑视危险的骑士和值得尊敬的农民得到了赞美,而“出身微贱”的商业阶层被轻蔑地托付给一个似乎是暴力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秩序来毁灭,这将导致一种筛选优秀种族的大清洗。如今很少有读者被叶芝对“不可征服的爱尔兰人”的赞歌所深深打动,他们对这种贵族化的伪装简单的不予理睬。“傲慢和仇恨”,叶芝告诉我们,“是大街两旁叫卖的货物”,作为对比,“天真和美诞生于”“风俗和礼仪”。

叶芝诗歌深深的热爱者不得不接受这种胡言乱语,无论如何,它有助于产生《第二次降临》中难忘的景象:“到处天真的礼仪都被淹没。”在《最后的诗》中,《人与回声》和《驯兽的逃逸》回避了这些哗众取宠的东西,而《得到安慰的库胡林》可以遵循Conor Cruise O'Brien的解读,他发现这首伟大的诗歌是对法西斯灭亡的预言。叶芝曾与爱尔兰的法西斯主义者调情,并称墨索里尼是“一位伟大的人”,然而叶芝身上威廉·布莱克和雪莱的浪漫主义传承最终占据了上风,叶芝避开了法西斯主义。与艾略特、庞德和温德汉姆·刘易斯不同,叶芝拒绝了反犹主义这一精神疾病,乔伊斯和贝克特在这方面表现的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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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版埃德蒙·斯宾塞《牧人日记》插画:沃尔特·克莱恩(Walter Crane)

虔诚的基督教诗人在创作最后的诗时将面对所有信仰诗都必须克服的问题:当信仰已经固定了,还能有多少空间留给创新呢?约翰逊博士辩论道,“永恒的善恶观念对于智慧之翼来说太过沉重,大脑沉入观念之下,满足于平静的信念和谦恭的崇拜。”虽然我欢迎杰出的信仰诗,但这种例子太少。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约翰·多恩是个伟大的例外,当然我说的不是《歌与十四行诗》里的那位青春四射的放浪者。他崇高的最后的诗《对天父上帝的赞歌》入选了本书。艾略特和奥登转变信仰成为了新基督教徒,然而他们最好的诗歌都不是信仰诗,本书中他们入选的诗都属于世俗的终极。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桂冠诗人Robert Bridges创作了一首最后的诗,但是它事实上背负的是对失传的济慈式灵感的赞颂。

当我俯瞰思索着本书中这一百首诗歌,从1599年去世的埃德蒙·斯宾塞直到我最近去世的朋友和相识,包括A·R·阿蒙斯, Anthony Hecht, Kenneth Koch和詹姆斯·梅利尔等等,我的第一感觉是多样。也许所有真正强大的诗歌在一种固有的意义上都是“上一首”诗(译者注:在英语中“最后的”和“上一首”是相同的词last,故布鲁姆如此联想),因为它们使诗人的下一首诗成为可能。终极性的内在悖论在于这句潜台词:“在最后一首前再来一首”。

不少卓越的诗人没有出现在这部选集中,因为我无法在他们的创作中找到符合我三种意义的杰出的最后的诗。这其中包括乔叟、托马斯·怀亚特爵士、罗伯特·彭斯和不少的二十世纪诗人,庞德和玛丽安·摩尔名列其中。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后很少再创作,但《小吉丁》中一次伦敦的空袭后“一个熟悉的复合的鬼魂”在黎明前的出现在我看来是他最伟大的成就,是他一生创作的最终陈述。它的审美尊严使它有资格成为艾略特最后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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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的艾略特与薇薇安(1916)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我着迷于历史上的为诗的辩护——菲利普·锡德尼爵士和雪莱的——甚至我编选的这部诗集也是另一种辩护。2010年的美国诗歌在我看来有着令人惊讶的丰富:理查德·威尔伯、约翰·阿什贝利、W·S·默温、约翰·霍兰德、马克·斯特兰德、Jay Wright和路易斯·格吕克这些大师们再加上更年轻的诗人,包括安妮·卡森, Henri Cole和Rosanna Warren等等。这是一个曾经诞生过惠特曼、狄金森、弗罗斯特、史蒂文斯、艾略特、哈特·克莱恩和伊丽莎白·毕晓普的国度,詹姆斯·梅利尔、A·R·阿蒙斯和阿什贝利延续了这一丰富的诗歌传统。这十位诗人在我看来是最好的美国诗人,当然熟练的读者也许会加上另外十位作为补充。

我们气候的诗歌似乎已被过度暴露在了一个电脑的时代,纸质的书籍开始走向了末路。我们出于最迫切的需要而紧攥着最高级的诗歌。莎士比亚发明了我们所有人,这是因为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不会发现那些一直都在那儿的事物。我们的诗人,即使是惠特曼,也无法与他相媲美。不过惠特曼对他的国家最好的大脑和心灵们的影响依旧是泛滥的。爱默生是美国的头脑,惠特曼则是它自我的故事,刚刚成型然而奋力地想达成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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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

惠特曼宣称美国本身就是一首最伟大的诗歌。这种任性的自信在小布什执政的日子里消失不见,但是在奥巴马的时代得以复兴。我们年轻的一代会拥有他们的梦想,老人们(比如我)也会看见幻景。如果美国依旧有一个好前景,那么爱默生和惠特曼就预告了它,不管时光的报复会使美国如何黑暗。

因为美国是一个迟来的国家,然而又坚持寻求一种先驱性,我们标志性的诗歌也许是惠特曼把自己当成美国亚当的幻景:

像亚当,我在清晨

走出树荫,被睡眠所更新,

看着我经过吧,听着我的声音,靠近我,

触碰我,用你的手掌触碰我的身体,当我经过。

别怕我的身体。

说话的人像是诺斯替教的多马福音里升起的耶稣,惠特曼不曾读过该书,但他与它的精神是如此契合,根本不需要阅读它。惠特曼把自己呈现为赫尔墨斯神智学里的上帝-人,美国圣经的作者。他如我们和世界所承认的,开创了美国诗歌。同时作为最早和最迟的西方诗歌,我们与生俱来的张力重新定义了终极。本书中我选择的最早的美国诗歌是爱默生的《终点》,这只是一首主题意义上的最后的诗,因为本诗发表于1867年而这位康考德的圣人死于1882年,在他79岁生日的几星期前。到去世为止他衰退已经有十年,《终点》睿智的预言了这漫长的衰退:

幻想离去:发明不再,

收缩你的天空,

安于帐篷的领域。

无法兼得这与那,

做出你的选择……

节省正衰减的河流……

惠特曼告别的音调更加的凄切和轰鸣于心:

让我无声的滑行向前:

用柔软之匙插入锁眼——以一声低语

打开大门,哦,灵魂。

这是1868年的惠特曼,只有49岁,留给他的还有24年的光阴。哀歌式的预感遍及所有的诗歌传统,但令美国与众不同的是自我的哀歌。惠特曼在《我自己的歌》中发出了赞颂,但是他其余的主要诗歌都趋向于哀悼,这在《当紫丁香最近在前院开放》中达到了顶峰。它的直接继承者,艾略特的《荒原》,并不是对欧洲文化的挽歌,而是一个美国诗人来自自身深处的哭喊,记录了自我如何绝望的抵抗俄耳甫斯被肢解的宿命。哈特·克莱恩在《桥》中与艾略特竞争,却有意识地重复了惠特曼对他的爱神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哀悼。艾略特在他主题意义上的最后的诗《小吉丁》中给予了我们一段精彩的对话,正学习他最后一课的诗人遇上了一位叶芝与斯威夫特为主的复合前驱。哈特·克莱恩在他崇高的死亡颂歌《断塔》中无可避免地发出了我听过的最纯粹的认知音乐,在其中美国所有的传统都达到了顶峰然后又自我毁灭:

钟铃,我说钟铃摧垮了自己的钟塔;

摇摆到我不知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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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下一个生日将是你八十岁的生日,你又毕生都阅读着最伟大的诗歌,那么你会开始明白,在经历死亡和死亡面前,想象同时即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哈姆雷特作为西方想象的化身,知道他自己同时即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但他就是诗歌本身,一个最难以置信的意识的中心,文学不曾诞生过更广阔的意识。不过圣经、荷马、但丁、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并没有在莎士比亚的黎明曙光中黯淡,相反他们在现实的中心反射着这轮太阳。我的断言意在描述一种普遍的读者经验。莎士比亚所有的作品构成了我们依赖的最后的诗,哪怕我们已经忘记自己对它的依赖。

阿里斯托芬一段深受克尔凯郭尔喜爱的合唱告诉我们:“你最终得到了太多的一切:日落、卷心菜、爱。”也许这部选集的读者最终将得到太多最后的诗,然而(在我赋予它的三重意义上)它们是如此无限的丰富:从斯宾塞到我已故的朋友,Vicki Hearne和Agha Shahid Ali,两人都在2001年去世。诗人们也许想达成停战协议,然而复仇三女神不会容许讨价还价。但对于那些卓越的写作者来说,他们将永远不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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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诗人将继续濒临海岸线,与他们的精灵们(daemons)做着抗争。我们又一次看到惠特曼的普遍性,他听到永远摇晃的摇篮中悄声说出的词语“死亡”,伴随人生的海洋一起落潮。史蒂文斯、艾略特、哈特·克莱恩、毕晓普, May Swenson, A·R·阿蒙斯, James Wright, Amy Clampitt, Jean Garrigue,还有本书中一些别的诗人都写出了非凡的海滩沉思,用这些片断支撑着他们的断垣残壁,然而这些诗一般都出自早年的危机,并非最后的诗。

晚年的威廉·燕卜荪,一位重要的批评家和令人不安的诗人,曾经告诉我哈特·克莱恩吸引他的原因在于克莱恩把每首诗都当成生命最后的诗来写作。把生命的全部都投资给了诗歌,克莱恩最终(错误的)认为他的灵感已经消逝,于是选择了自杀。克莱恩也许是最后的极致浪漫主义诗人,作为雪莱和兰波的精神伴侣,他和他们一样在情感上充满了自我毁灭性。在某种良性的意义上最后的诗是不存在的,唯一的例外是出现某位终结传统的人物,但这种例子少之又少,需要像维克多·雨果那样的巨人或者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这样的诗歌斗士。大多数革新者都像艾略特一样,只是表面上的,试图推翻浪漫主义的艾略特事实上是浪漫主义终极的延续者。在大多数具有挑战性的文学中,所有强力的反叛都注定只会成为对传统的一次更新。

不管年龄几何,我们求助于最后的诗是因为我们同时渴望又惧怕终极。我们想知道又不想知道我们现世的边界,我们希望从诗人笔下学会的不是如何去死亡,而是如何与不确定性抗争。蒙田,最早也是最好的散文家,建议我们不要把精力浪费在学习如何死亡上。等那时候到了,我们会知道该如何做好。

创作诗歌的目的总是想让它流传下去,虽然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才能获得永恒。大多数诗歌注定最多只是一时之作。它们被证明只是影子,并非实在的事物。莎士比亚在许多意义上使用“影子”这个词,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用它来指舞台演出或者说演员的角色。麦克白,畏惧于妻子的死亡,把人生比作了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位在舞台上趾高气昂又焦虑万分的拙劣的演员,下场后就再也无法被听到。最后的诗在实用意义上反抗这有力的比喻:它们想要被听到,直到地球的最后一小时,远远超出写作者本人的生命。

莎士比亚在诗歌和戏剧中的客观能力使我们无法知道他内在的本性。即使发明内在性的不是他,他也至少发明了至今为止最成功的内在呈现方式,我们因此将永不会知道他如何接受了死亡的必然性,或者如何与之交友。他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温和的信徒还是怀疑主义者?异教的炼金术师还是具有开创性的虚无主义者?沉思着哈姆雷特、李尔、奥赛罗、麦克白、克莉奥帕特拉和他们的悲剧,我达成了一个暂时的结论。余下皆是静默,因为最终是静默,除了静默别无他物。

对于已故的Amy Clampitt,一位我认识和尊敬的诗人来说,当一切都关闭时一种静默将开启。她太聪慧了,以至无法将自己的隐喻诉诸语言。静默是终极的一种属性。思索着本书中入选的诗歌,我惊讶于如此多的诗人口吐静默,以银辉洗涤了我们的暮色。我只见过康拉德·艾肯一次,他是位卓越的诗人;虽然已经被遗忘很久了,但他最好的诗歌长久的占据着我的记忆:

于是我来到静默这没有海岸的海岸,

这里没有夏日,没有树荫,

没有水的流淌声,没有甜美的阳光,

只有无物,无物的海岸,

无论在其上,其下,四周,还是我的心中;

——选自《给门农的前奏曲XXXIII》

作为一个同雪莱、惠特曼和史蒂文斯一样的卢克莱修式的诗人,艾肯沉迷于“静默这没有海岸的海岸”,一个虚无深渊的门槛。他如此出色清晰的表达出自己对宇宙的虚无主义图景,使他与本书中大部分诗人都不同,如果不是迥异的话。你可以把艾肯看成美国的斯温伯恩,如今他和艾肯一样遭到了忽视,要求我们在他被忽视的形象中发现他真实的力量。斯温伯恩和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变形过的莪默·伽亚谟,这些卢克莱修式的虚无主义者打动我们是因为他们言说一种我们想回避却无法回避的现实,即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读最后的诗就是参与到现实检验中去,不管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顺从的穆斯林还是忠实的犹太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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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理解最后的诗?我给每个诗人的前言们暗示了一种各种例子依次对待的方式,但我对方式表示警惕。没有任何方式,除了你自己的方式,一旦你能够广泛深入的阅读,把自己交付给伟大诗歌中的声音和寂静。我教授卓越的学生们阅读诗歌的艺术已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光阴,我开始懂得,教学的艺术在于扩展更多生命的赐福。即使在本书中这些诗歌最绝望或者最不可知的时刻,它们依旧暗示了一个没有边界的时间,虽然这时间是为了延续的虚构,只是在诗中被照亮的空间。

我曾经以为我阅读这么多的书籍是因为我无法结交足够多的人。然而至今我已教授了大约两万五千名学生,可以和一座小城市的人数相媲美,可我依旧日夜不休的阅读。格特鲁德·斯泰因曾精彩的说一个人同时是为自己和陌生人写作。一个人是为自己阅读,但可以教授其他人,而他们彼此可以不是陌生人。阅读、教学和写作对我来说是描述大脑行为的三个词语。史蒂文斯式的术语无比的贴切:这种复合的行为追寻使它满足的事物。

最后的诗本身并不能使我们满足。只有整部《暴风雨》被当做最后的诗时才可能平复我们大脑的渴望。除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本书中至高的大脑行为还包括弥尔顿的《力士参孙》、蒲柏的《群愚史诗》、雪莱的《生命的凯旋》、劳伦斯的《阴影》、哈特·克莱恩的《断塔》以及詹姆斯·梅利尔的《1994年的日子》等等。它们摧毁了错觉,避开简易的存活,然而伸向了他者和他者性。最后的诗的功用在于提出自我永久的可能性,虽然自我注定会消亡,但它将在一代代幸存者的大脑和心灵中继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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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布鲁姆:1930年7月11日出生于纽约, “ 耶鲁学派 ” 批评家、当代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早期研究浪漫主义诗歌,曾出版过论布莱克、雪莱、叶芝、斯蒂文斯等英美诗人的专著。六十年代布鲁姆通过对英国浪漫派诗人的深入研究,动摇了对T·S·艾略特的保守形式主义批评在美国学界的支配地位。七十年代前期转向一般文学理论研究,以诗歌误解和影响的焦虑理论更新了对文学传统的认识,在世界批评界引起巨大反响。九十年代以后又转向《圣经》和宗教研究。

没有一个快八十岁的人会喜爱最后的诗这属于告别的形式和音调。然而,作为一个活在尘世中的人,当他拒绝了错觉,除了这些诗歌哪里又能找寻到慰藉?在这位选编者看来,本书中的诗歌并非关于精神的欢欣,但我是一个批评家和教师,不是诗人。纵贯全书,永生的暗示不断地与绝望的怀疑主义相碰撞。面对疾病、痛苦和将死,我们很快的发现修辞并不足够,甚至真正能给予我们慰藉的诗歌也一样。然而,这些诗歌的美丽和智慧依旧将在我们进入静默的路程中不断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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