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洪流中四散的郑家人

郑成功的后人都在哪里?

自郑成功开始的郑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从某一个时间节点起,这个曾呼风唤雨的家族就仿佛销声匿迹一般,离开了普罗大众的视野。单读新专题“亚洲局内人”的第八篇,我们将把目光投向历史洪流中辗转的个体,看一看郑克塽降清之后,郑家发生了什么。


郑克塽投降之后,郑家人到哪里去了?

文 | 卢正恒

天津郑领事电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时间带到 1898 年,日本驻天津领事拍了一封电报回国内,陈述法国海军在北京附近调动的事件。这位日本领事姓郑,虽然目前学界仍不清楚他是谁,但最可能的人物是甲午战争结束后,负责担任伊藤博文翻译的郑永邦。

郑永邦,1863 年出生于长崎,祖上以明遗臣自居,长期担任“唐人屋敷”(即长崎中华街,自中国前来的商人均暂住于此)的翻译事务。

长崎、郑姓、明遗臣、唐人等几个关键词,是不是让读者联想到什么?

没错,在郑永邦出生前 240 年,同样一位具有汉人血统的郑姓子孙诞生在日本九州岛北端的平户港。他叫郑森,赫赫有名的另外两个称呼,一个是“郑成功”,一个则是“国姓爷”。

“延平髫龄依母图”。

当郑森被带回中国、以儒家教育扶养长大的同时,他还有一个弟弟被留在日本,继承了田川这个姓氏。这位同样流着郑芝龙血液的中日混血儿,他的后代持续在日本繁衍,直到今日。

郑永邦,就是他的后代。

或许因为中文造诣的关系,郑永邦的父亲郑永昌与兄长郑永宁,都是明治时期重要的外交官。而郑永宁的儿子郑永庆,则是日本第一家咖啡店“可否茶馆”的创始人。关于日本郑家这一系的事情,虽然没有普遍为世人所熟知,在今天的网路时代,却也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

相较于国姓爷的胞弟后代,我们对于国姓爷的直系子孙,似乎所知更少。纵然大家都知道国姓爷的儿子叫郑经,长孙郑克臧因为“宫廷阴谋”而被杀害,年幼的郑克塽接下了“东宁王国”的王位……这就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学到的知识。

接下来,课本说的是 1683 年施琅攻打台湾,郑克塽投降清朝,东宁王国灭亡,台湾被纳入大清帝国版图。然后呢?喔对了!还有金庸的畅销小说《鹿鼎记》告诉我们,郑克塽是个纨绔子弟,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读完了课本所有有关郑氏政权的章节后,一般学生就要开始背诵清领时期的台湾设县、汉人移民、治理政策等复杂又枯燥的东西。对台湾人而言,郑成功是某些庙宇的神祉、是屠杀原住民的凶手、是耸立在校园的铜像、是课本上一个遥远的名词。

不管你读的是国立编译馆的历史课本,还是金庸的《鹿鼎记》,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整个郑氏家族,似乎只到郑克塽就“没了”。你有没有想过,郑克塽之后的郑家,发生了什么事?

1898 年,是大清国的光绪二十四年。北京城内西直门一带,正红旗人的驻地,一个名叫德山的汉军八旗参领(八旗体系内的军职)就生活在这里。

因为大清国法律的规定,北京城里的旗人不能离开驻地超过四十里远,德山可能终其一生没去过天津,他自然无法见过大日本帝国驻天津的领事郑永邦。但是,这两个人之间,可是有着极为亲近的血缘关系。

“德山”听起来是个典型的旗人名字。大家可能会猜他的姓氏是什么:纳兰?爱新觉罗?叶赫那拉?还是苏察哈尔?

都不是。他姓郑,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国姓爷嫡系子孙。

时间拉回 1683 年的台湾。施琅在澎湖打败了郑家将领刘国轩的军队,而退回台湾的刘国轩,则说服了当时的延平王郑克塽及其母,以及那个原本主张转进(其实就是攻占)吕宋的“一剑无血”冯锡范,东宁王国就此投降于大清帝国。

其后,郑克塽被遣送到北京,康熙皇帝把他编入了汉军八旗,并给了他一个头衔──“汉军公”。

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皇帝为了让成年的郑克塽和直系家人能够过生活,把他原本留置在福建的亲人搬到北京来(但整个郑氏家族还是有一部分人留在福建),又赐了一个佐领给郑家,由郑克塽的弟弟郑克壆担任初代佐领。佐领是八旗制度下的基本单位,能获得朝廷补贴米、银、布等物资。换言之,国家会负责供养整个家族。

不久之后,郑克塽又向康熙皇帝要求多赏赐一个佐领。他的理由是,因为郑氏家族的人口太多了,只有一个佐领的薪水是吃不饱的。慷慨的康熙皇帝于是成立一个新的佐领,封给郑克塽的另一个弟弟郑克塙。

郑氏家族的这些后代,某种程度而言可以说是“纨绔子弟”。郑克壆后来因为藏匿逃人(一般而言,指八旗的奴仆逃离原主人)被举获,因此被免了职。于是,郑克塽便接下了佐领的职务,去世之后则由他的儿子郑安福接任。这时,郑克塽的另一个儿子郑安禄因为不知名的原因,把一个人给绞死了,郑安福因此受到牵连而被免职。这个佐领,于是交给了他们的堂兄弟郑安德管理。

雍正四年(1726),郑家这两个佐领被移出了正黄旗,改编入正红旗。两年后,最初获得的那个佐领因为人数过少,皇帝将此佐领改编为“半个”佐领。雍正九年(1731),同样在投降后被编入八旗的刘国轩,此时也拥有了一个佐领。然而,他同样也面临了壮丁过少的问题。

于是,整个八旗为此开了一场大会。这场大会的其中一项决议,就是把刘家跟郑家的佐领合并成一个,然后由这两家人轮流管理。

好景不常,刘家后来的当家刘显,不久后获罪免职。因为没有子嗣,这支刘家血脉就这样断了。于是,郑家便理所当然地永远拥有这个佐领的管辖权。

郑氏佐领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从此之后,郑氏家族的运途开始一飞冲天。

首先,是郑家子孙郑栢考上了武举人。不久之后,他的侄子郑承宗当上了湖南地区的参将。在清代绿营的军职体系里面,“参将”的地位其实不高,但郑承宗是湖南巡抚手下第一红人,举凡调查武举考试作弊、派兵勘查地方民情等事务,湖南巡抚都指派郑承宗负责。甚至,在中英鸦片战争的过程中,郑承宗还负责调集大炮,准备沿长江而下,以支援沿海的战争。

到了道光年间,郑氏家族进入八旗系统已超过一个世纪,也经历了六个世代的传承递嬗。郑家子孙深受满洲文化的影响,他们开始阅读翻译成满文的儒家经典,当上八旗的骑兵、负责制作着最精良的满洲弓箭,甚至还当上了八旗系统内的高官。当然,也包括了管理钱财发放这类能够中饱私囊的肥缺 。

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此不再重视姓氏。这些国姓爷的子孙,名字开始变成“图山”、“图敏”、“德山”、“庆祥”、“玉良”、“恩福”、“德印”……

当郑芝龙留在日本的后代正名自己的姓氏为“郑”,并且在德川幕府担任优秀的汉文通事、儒学专家的同时,留在大清国京师里的郑家子孙,却开始慢慢把自己当成了旗人。他们进入最好的旗人学校,读翻译的儒家经典、学习满文。甚至,他们嫁与娶了皇室的旁支成员,与祖先国姓爷曾经“反抗”的对象,结成了亲家。

这群郑家人,真的忘了他们的汉人身份吗?其实并不尽然。最好的例子是嘉庆、道光年间,留在泉州的郑家打算编修族谱。或许是需要金钱援助吧,他们找上了北京的亲戚,而这个已经深深浸染旗人文化的的郑氏家族,仍然毫不吝啬地捐助了金钱。

因此,北京郑家的几位祖先,被记载在泉州郑家的新族谱里,但却特别注明了一段话:“散居京师汉军旗下,以名为姓者众。”两个血脉同源却相隔千里的家族,最终还是联系了起来。

时间推进到光绪年间,前文提到那位担任参领的德山,有一位堂兄弟名叫德印。他用满文材料为底本编修了一份家谱,仅记载郑芝龙这一支的血脉。这份族谱,详尽地记载了郑氏家族在八旗体系内的繁衍情况。尽管如此,这份家谱仍然将最早的祖先,追溯至郑芝龙、郑成功等汉人。

1911 年之后,大清帝国被推翻,中华民国创建。此时,又出现了一份所谓的《郑氏家谱》。家谱编纂人的署名分别是郑玉海以及郑泽。他们是谁?

郑玉海在清末担任掌管分发钱粮的“领催”一职,郑泽则是郑家的末代佐领。两位典型又标准的旗人,为什么又编修了这份族谱呢?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其实原先是一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郑家知道自己是汉人的后代,因为他们有族谱、他们属于汉军,但是他们早就熟悉满洲文化了。在革命结束后,满汉冲突越来越激烈,郑家要说自己是什么人?满人?旗人?还是汉人?

想像那个大时代背景下,他们只能妥协,成为汉人。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血统纯正,以期待一切相安无事。

但是,他们知道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日本领事馆内,其实还有一个郑氏家族的成员吗?

流着相同的血液,却有着不同的身份认同、服膺着不同的主子。

郑芝龙在台湾当翻译、当海盗;郑成功率军攻打荷兰东印度公司,夺下当时荷兰在东亚最大的殖民地;郑克塽在台湾投降施琅;郑芝龙的嫡系子孙留在北京,成了旗人。另一方面,郑芝龙在日本留下的另一支血脉,在清末却成为日本人的翻译,将台湾割让给大日本帝国。

这两支郑氏家族一个在天津,一个在北京,但双方似乎颠倒了身份认同。身为日本人的郑永邦姓郑,操着流利的汉文,担任大日本帝国驻天津领事;身为汉人的德山却放弃了郑姓,操着流利的满文,担任着大清帝国的正红旗参领。

简言之,当大家在争吵着国姓爷的历史定位、当某些人把国姓爷供奉在庙宇当中时,其实这个家族仍然因应着时代推演,而有所变化发展。明清鼎革,让郑家被一分为二。施琅攻台,让郑家进入汉军八旗。甲午战争,把分隔的郑家再度连在一起。辛亥革命时,让郑家夹缝中求生存。

笔者做研究的这几年,曾经在泉州和天津各听到一些故事。在泉州,当地老人回忆文革以前,曾有一批郑姓子孙从内蒙古骑马南下到泉州石井谒祖。他们是不是当年旗化、满化的北京郑家人?在天津,一处名为郑家大宅的地方虽然已被夷为平地,散居当地的几户人家告诉我,在日本占领时代,曾有一批日本军官到这个地方来,宣称自己是郑家在日本的后代。

他们是谁?现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本文首发于故事(gushi.tw)。(https://gushi.tw/the-family-history-of-kox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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